前言
李大钊出殡时，他假称是李氏族中的晚辈参与了护灵。他周旋于陈公博，戴笠，周佛海，毛森等人之间，被称之为潜伏敌营15年的红色窃听器。
他曾营救杨靖宇之弟出狱，也曾智救战友，刘少奇称赞他一人可抵三个师，陈毅老总曾称赞他，至少为我党提供了一个师的助力。潜伏敌营15年，官职越做越大，大到自己都慌，担心最后不好收场，向上级请示，上级却说“大胆往上爬。”
戴笠至死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打入军统，一路做到军统少将，91岁才去世，他便是李时雨。
李时雨
从书呆子到爱国青年
李时雨1908年时出生于黑龙江，他原名叫做李亭芳，因痴迷《水浒传》，崇拜里面的及时雨宋江，所以将自己改成了李时雨。
他本以为自己有朝一日会走上如宋江一样劫富济贫，仗义疏财，与兄弟战士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日子，孰料，他最后却走向了最危险的敌营，成为安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1924年春天，他来到齐齐哈尔，入了省立一中的补习班，后来考入了省立一中，陆续结识了林枫和张敬载等人物，也为以后他的革命生涯做了伏笔。
而1927年春节后，他去了北京，考入了北京的弘达学院，后来又考入了北大法学院，与其他学生不同，最初上大学的两年，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顾一心苦读，从不参与学生活动，也不参加任何的政治组织，彼时，其他的学生都称李时雨是书呆子。
在918事变后他变了，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沦陷，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间，任何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当站出来，所以在夏尚志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于同年转为了共产党员。
自此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1年12月时，他曾作为北平的学生南下示威参加北平学生的卧轨斗争，那时的他是北平学生大示威的总指挥。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称为书呆子的少年了。
1932年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他率部潜入了兴隆镇火车站，并打伤了日军数10人，却能安然无恙扬长而去，没多久他便重新返回了北大法学院，依然是那个饱含爱国热情的学生。
在1933年左右，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大钊同志出殡时，他假称是李氏族中的晚辈参与了护灵。
北京时间9月12日晚，欧央行如期再次下调3大利率，符合市场预期；欧央行下调经济增速预期，但并未给出未来明确的再次降息的信号（依旧强调取决于数据），拉加德在发布会上表示[1]，ECB不会承诺未来利率路径。本次会议过后，市场预计年内降息的总量并未出现大幅波动，下次降息的预期依旧位于今年11月左右，而年内依旧仍有不到2次的降息预期（图表1）。我们认为，欧央行本次会上对核心通胀预测的上调以及发布会上通胀相关的鹰派措辞可能会对欧元形成一定支撑。对于本次议息会议，我们做出如下的评论。
1934年，这一位青年学子李时雨他毕业了，党组织结合他曾经的经历以及他的个人性格，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所以，派他打入东北军。
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曾是李时雨的同学，在张学孟的举荐下，李时雨成功打入了西安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卫办事员。
自此，李时雨他开启了从中尉办事员，再一步步混成为军统少将的传奇潜伏生涯，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新篇章。
在1936年2月，受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刘宇新来到西安跟李时雨接上了头。
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刘宇新便来到李时雨的家中，跟他一起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可不管二人规划了多么令人憧憬的美好蓝图，一切都在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化为了梦幻泡影。
张学良被扣留后，东北军内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东北军上层对未来该何去何从的看法上不一致，产生了矛盾，在1937年时还发生了枪杀王以哲事件，东北军只能宣布整编改组，在这种情况下，李时雨认为已经不适宜留在东北军中工作了，所以便想返回北平。
就在途中，就在到达天津时，77事变发生了，日军攻占了天津，也截断了天津去往北平的道路，李时雨只能滞留在这里。
幸运的是因为老朋友的介绍，李时雨跟党内秘密组织的负责人何松亭接上了头，他继续归北方局领导，在天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李时雨遇到了一个人，彼时日本人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吴光弼在里面工作。
吴光弼是李时雨的老相识了，曾经在西安剿总会待过，如今故人相见，“两眼泪汪汪”，吴光弼想“提携”李时雨一把，李时雨请示了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所以在吴光弼的介绍下，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营救杨靖宇的弟弟，智救同志，传递情报等都是从此开始。
智救同志
当上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后不久，李时雨就收到了日军特务机关派发的通行证，因此得以畅通无阻的往返于京津之间，传递我党的重要情报，重要信件。
在此期间，有两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一次是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
党组织将电台机械和马达装入了两个箱子中，运到了李时雨那里。
李时雨接到两个箱子后，堂而皇之的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过几日，何松亭给李时雨加了一个箱子。
事关机密，何松亭那边又拦不到汽车，无法将箱子运出。李时雨得知情况后，知道事关紧急，破在眉睫，就顾不得自身暴露的风险，乘坐三轮车去接箱子。
为了及时完成任务，李时雨凌晨乘坐三轮车将箱子送到了“法国桥”边，可此时却遇到了日军的阻拦，他们不允许三轮车过桥。
李时雨便故意做出威严的样子，一手不经意的露出自己被日本特务机关所派发的通行证，一手轻松的提起了装满马打的箱子，轻而易举的通过了盘查。
他陆续将三个箱子分别运往了指定地点。
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营救被捕于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冯冀，何松亭在向李时雨传递此任务时，语意模糊，他知道的情报只有，对方是一个共产党员，除此之外，一概不知。
李时雨便来到了审理冯冀案件的康书记官那里，趁着康书记官外出之际，李时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冯冀的卷宗全部装进了自己的公文包，回到家中后将其全部焚烧。
发现卷宗丢失后的康书记关急了，此所谓天降横灾，无可奈何，只能去找李时雨求助，李时雨煞有介事的说到“此事容易，你就向上级谎称冯冀的卷宗在日军轰炸时烧毁了。”
康书记按李时雨的说法，一五一十的向上级汇报，上级果然没有治罪于他，李时雨也因此获得见冯冀的机会。
确认隔墙无耳时，李时雨悄悄向冯骥透露道“你的卷宗已经被我烧毁了，现在只有登记簿上记录着你有共产党员嫌疑。
法庭审理时你可以翻案，你就说跟人打架被诬陷入狱，被带上了共匪的帽子。”
同时李时雨又在外活动，称冯冀是自己的一个亲戚，给负责冯冀案件的审判长送了礼物，又宴请其他涉事人员在大饭店来吃了一顿。
开庭审判时，冯骥果然被无罪释放。
1939年8月，汪精卫与日本人勾结，策划建立汪伪政权，打算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6次代表大会，为了此事，汪精卫派人在各地网罗参会代表。
汪精卫
负责此事的朱晶华发现了一个“明珠”，对方就是李时雨，朱晶华二话不说就让李时雨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参加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时雨向上级做了请示，上级认为这是一次获得汪伪情报的绝佳时机，李时雨又果然趁此机会获得了很多伪满的情报。
在1940年时，李时雨作为几个新任常委之一，因工作出色，还与另外11人到了上海，受到了汪精卫的亲自接见。
在1940年3月份，李时雨也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汪伪的政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立法委员名单，李时雨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我党内部一步步上报，最后华北社会局做出了决定，批准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
所以1940年的4月份，李时雨到达了曾经他也多次跟陈公博打交道，对方的信任和器重。
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的跟形形色色的敌人周旋，他的妻子此时也前往了南京，负责情报交通的工作，将李时雨所获取的情报送往天津给何松亭。
1944年汪精卫病死，陈公博担任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当时有着很大的人员调动，李时雨原本也是该被调离上海的，周佛海指名道姓的让李时雨留下。
中共一大代表，卖国巨奸
那个时期，周佛海已然倾向于跟军统合作，跟国民党合作，所以，后来周佛海在担任上海警察局局长时，李时雨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周佛海是行动总队总指挥时，李时雨是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时雨负责侦查敌情工作，彼时，国民党正接收上海，接受新式武器。是李时雨在第一时间内向我党汇报了消息，所以我党才能刚刚击溃接受新式武器的刘铁诚拼团，歼灭熊剑东兵团。
李时雨本人还从伪军中搞到了10多支左轮手枪和数百发子弹，这一些军事装备全都被交给党员，用小船运送出了上海。
不久后，一个人找上了李时雨，此人便是范纪曼，范纪曼表示自己的两位同志李一鸣和杨树田（杨靖宇之弟）被敌人抓了，想将两位同志营救出来，李时雨觉得应趁此混乱时机，来一把浑水摸鱼，智救同志。
就让范纪曼穿上了跟自己一般无二的少将军服，来到监狱中时趾高气扬的说道“这是新来的范高参，她是来接收李一鸣和杨树田同志的。”
典狱长说李一鸣已被日本人要去了，只剩下杨树田，在营救行动即将结束时，却又有了拦路虎。典狱长让范纪曼在提人收条上签字，李时雨当机立断，在收条上写上了自己的大名。
敌营十五年
1945年8月左右，因为军统特务余祥琴的关系，李时雨打入了军统，所以李时雨跟对方一起参加逮捕审讯汉奸的工作，后来也曾担任二战第二组的组长。
彼时国民党十万火急的出动军队，在美国飞机的支持下抢占大城市时，李时雨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机密，比如国民党国防部对军队的调动，蒋介石对某些军事长官的指令等，全都传送到了延安，让我党能在第一时间内掌握，国民党的动向。
后来，李时雨在军统内的，军统内越升越高，成了军统少将，也曾询问党组织是否要继续干下去，党组织的回复是官职越大，越有利于接触机密情报，“不要怕，大胆往上爬。”
可那些蛛丝马迹，那些倾向于共产党员的举动，终究是被发现了，在1946年，军统特务怀疑李时雨的身份，要逮捕他，党组织原本要让李时雨撤出上海，去往东北跟陶铸接关系，可为时已晚，李时雨已经被刘方雄的人逮捕了。
面对审问，面对酷刑，李时雨拒不交代自己是共产党，被判了7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随着解放军一步步的高歌猛进，国民党败局已定，再加上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问题，财政面临着重重压力，国民党只能释放一些战犯，1949年2月，李时雨被释放。
释放后，李时雨继续利用自己曾经所接触的关系宣传党的政策。毛森警惕不已，多次派人盯梢，党组织了解到李时雨的处境后，才将他撤离上海。
在敌人心脏处活动了15年，他是我党的红色窃听器也是我党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李时雨晚年写了这样一首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李时雨晚年和其孙女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参考资料：《敌营十五年》
《地下工作者李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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